1997年以來，全國金融工作會議每五年召開一次。按慣例，中央和國務院主要領導、“一行三會”的高層、各省省委書記或省長會參加，一般為期兩天。會議主要討論金融監管體制頂層設計、銀行體系改革、金融風險防范等重大戰略問題。可以說，這次會議，信息量很大，兼具“風向標”與“壓艙石”意義。
六、“資本賬戶開放”，方向不變、節奏放緩
金融工作會議指出，“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化，穩步實現資本項目可兌換”，而之前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說法則是，“加快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因此，可以看出，這兩次會議關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大方向并沒有發生根本的改變，但是在節奏上卻已經突出強調了穩中推進，這同樣符合本次會議“防風險”的基調。
新思界
行業分析師的理解是，2013年十八屆三中全會時期，對于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態度是十分積極的，但經歷2015-2016年的金融市場特別是匯率市場波動，政府開始認識到“方向重要，節奏也重要”，不再盲目推進資本項目可兌換。
可以預測到，未來我國的資本賬戶開放仍然是必然方向，“債券通”等仍然會繼續推進，但是對于風險較高的短期資本流動等仍然將采取相對保守的態度，避免因為資本賬戶開放導致金融系統性風險。
七、歷史再次重演，貨幣政策不會收緊
回顧歷史，經過調查發現2016-2017年與2013-2014年的貨幣政策和監管演化有很多的相似點：
第一，先通過“緊貨幣”防風險。2013年下半年通過貨幣政策緊縮治理“非標”（“中性貨幣”到“緊貨幣”），2016年下半年-2017年4月通過貨幣政策回歸中性實現“金融去杠桿”（“松貨幣”到“中性貨幣”）。
第二，金融監管協調加強。2013年底-2014年初，包括設立金融監管部際聯席會議、國務院統籌發布107號文等，2017年全國金融工作會議、設立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等加強金融監管協調。
第三，“嚴監管”的出臺滯后于貨幣政策的收緊。2014年上半年出臺127號文、140號文等，2017年上半年銀監會出臺“三三四”自查等均滯后于各自的貨幣政策收緊。
第四，“嚴監管”之后，貨幣政策邊際放松。2014年上半年是從“緊貨幣”到“中性貨幣”，貨幣政策放松；而2017年5月之后，則是從“收緊趨勢”到“走平趨勢”，貨幣政策的一階導數發生邊際放松。
總結起來，從貨幣政策來看，2013-2014年的貨幣政策軌跡是“中性貨幣（2013年上半年）-緊貨幣（2013年下半年）-中性貨幣（2014年）”；2016-2017年的貨幣政策軌跡則是“松貨幣（2016年8月前）-中性貨幣（2016年8月-2017年5月）-中性貨幣（2017年5月后）”，而不會是市場普遍預期的“央行將繼續緊貨幣”。
在本次會議過后，新思界找到了四個證據來印證，已經提出的央行貨幣政策邊際變化：
（1）“穩健中性的貨幣政策”改變為“穩健的貨幣政策”。加上“中性”是在2016年四季度，之后我國的貨幣政策開始逐漸收緊。此次去掉“中性”大概率意味著國家對于目前的經濟狀況，認為過度的收緊貨幣政策沒有必要。
（2）本次金融工作會議中數次強調“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自從2016年四季度非常罕見。回顧上次提出“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的時期是在2014-2016年，正是我國貨幣寬松時期。盡管金融行業認為貨幣政策重回寬松的可能性為零，但強調“降低實體經濟融資成本”至少意味著國內貨幣政策不再緊縮，因為通常情況下貨幣政策緊縮必然導致實體經濟融資成本進一步上升。
（4）盡管此次金融工作會議沒有明確提出“避免處置風險引發的風險”，但會議中“防范金融系統風險爆發”的態度十分明確，特別是強化了央行宏觀審慎管理和系統性風險防范職責。在這種情況，“激進式去杠桿”、“危機式市場出清”、“去杠桿硬著陸”不可能發生。在監管已經趨嚴的情況下，貨幣政策由“中性”到“緊縮”有害無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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