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蕩三十年》是一部以社會真是事件為題材，以歷史時間為脈絡的紀實文學報告，是一部記錄中國企業榮辱得失，幾度沉浮的成功編年史，是一部描繪三十年來各種人物叱咤風云，命運波瀾的經典著作。
1978年，中國社會拉開了改革開放求發展的全新時代，30年的艱難與輝煌鑄就了中國發展史上不可替代的獨特年代。30年的中國企業經歷了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激蕩歲月。中國30年改革開放成就舉世睹目，大國的崛起，中國迎來歷史上的空前盛世。從一場沒有藍圖的改革到今天，這30年是中國企業崛起的時代。
今天的人們可能很難想象1978年以前的中國企業，在1956年完成對私人資本的清理之后，一直到1978年，中國企業全部都屬于國有企業，由各級政府計劃管理。這種體制一方面使得社會上的物資奇缺，賣方市場占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又企業賺不了錢，連年虧損，人浮于事，再加上高度封閉自守的經濟體與連年政治運動，到文革結束前夕，中國原有的經濟體制也走到了盡頭。這一僵局在鄧小平1979年當選全國政協主席后被逐漸打破，對國有企業放權讓利、解禁農村工商業等私營經濟和引進外資成為中國企業發展史故事的開始，國有企業、民營企業和外資企業成為吳曉波敘述中國企業發展史的主軸。
從經濟學上來看，計劃經濟的束縛了生產者的行為，計劃壓制了企業應對需求變化不斷追求利潤的沖動，而另一方面政府縱容導致的軟預算約束弱化了企業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的激勵。上述是從政府干預錯位的角度來分析，但激勵不足的主要原因來自產權。
生產者不僅對自主決策感興趣，他們更關注的是剩余收入的處置權。
阿爾欽認為產權所有者本人才能真正承擔風險，并且有激勵去盈利，而無效的生產多半是因為產權的不清晰，這種現象廣泛存在于國有企業。張維迎、周其仁等人認為所有權的實質功能在于保證決策者必須對決策后果負責，即決策者必須是風險和收益的承擔者。因此私有化的方向不存在問題，所差的只是如何私有化。但產權的重組和清晰化一直到1998年朱镕基推進“國退民進”政策才拉開序幕，而國有、民營和外資企業在此前此后的興衰成敗莫不與此緊密相連。
事后來看，如何辦好一個企業，可能是一個問題，而且在改革開放之前中國也沒有太多的成熟經驗。產權問題是三十年企業史的核心問題，但這只是表面現象，富有遠見的企業家和經濟學理論界對此早已心知肚明。
清晰的所有權無疑是國有企業改革和促進民營經濟發展最重要的目標，但產權如何清晰、如何界定從來就沒有被認真對待過，而所有權的社會主義屬性、支柱產業國有壟斷一直阻擋在國有企業改革和民營經濟發展的道路上。
但這一切往往不列文字，無規則可依，模糊的政策設計意味著所有人都被涂上原罪的標記，除非他無所作為，否則只要找茬就一定會找到有罪的地方。這是國有企業從“扶不起的阿斗”到店大欺客、服務價高質劣的根本原因，也是民營資本在市場競爭中戰戰兢兢、腹背受敵的原因，這其間更夾雜著仰融出走華晨、李經緯被趕出健力寶、顧雛軍得手科龍等事件，曾經一時的明星企業和企業家，在模糊產權的藩籬中左支右絀，悲情離場。
從傻子炒瓜子傳奇萬向節，溫州八大王，到價格大闖關，罐頭換飛機，鄭州亞細亞，再到彩電大血戰，溫州炒房團，華為狼性文化。
這是中國命運發生劇烈轉變的三十年，是社會經濟發生飛躍發展的三十年，是令每一個了解這段歷史的人心潮澎湃，慷慨激昂的三十年。
書中描繪了中國的企業家們如何進行原始的積累，他們中有成功的，甚至有成為福布斯
富豪的，有失敗的，最終淪為階下囚的，也有淪為普通百姓的。不敢怎么樣，他們的探索至少告訴我們，他們有著令人敬佩的頑強生命力和創造力，能把握時代的脈搏，走在了時代前
列。也許，在當時，有的人所走的路是被禁止的，甚至被披上種種政治色彩，引發至階級斗爭的高度，但不可否認，隨著時間的變遷，他們所走的路被市場經濟證明是正確的。三十年間，利益與風險的角斗鑄就了企業家不平凡的成功路，正應了一句話：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在改革開放探索路上，真理與無知更替著，國家在這些勇敢者的帶領下，跌跌撞撞地像個小孩，追趕著世界經濟發展的步伐。
這本書展示給我們的是中國改革進程中所有個體的成功、失敗以及背后無以言盡的曲折痛苦。當年那些曾轟動一時的爭論或者個案在今天的一代人看來，或許早已成了歷史的笑柄或者滑稽皮影戲，但當我透過時光的長河以另一種方式觸摸曾經離我們很遠卻又分明很近的中國改革史，一種悲情油然而生。在時時因為好奇而掰開手指計算著1978－2008那三十年里每一個充斥著原始資本積累中不可避免的血腥和銅臭味道的故事時，這種震撼又遠遠超出聽故事所能得到的快感。
他們不同的人生軌跡背后折射的卻是相同的時代烙印——見證經歷了激蕩三十年里中國企業所有的興衰榮辱世事變遷。而讓我又時會常感到無奈的是，歷史最終將改革的失敗者遺忘，骨子里的傳統意識讓我們從對牟其中、儲時健們交織著復雜的情感，這種復雜映射了改革過程中法制和價值評判的矛盾、茫然。
那是一個不尋常的年代，有著太多的未知、驚喜以及猝不及防的失落。那也是一個英雄輩出的時代，在這激蕩的三十年里從來不缺少諸如牟其中、史玉柱式的人物。
如果從精神氣質的角度去解讀這個特殊的群體，勤勞、聰慧、對于擺脫貧窮的渴望以及與生俱來的賭徒意識，成為中國市場經濟最初轉型期標志性性格，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伴隨制度層面的缺失一起構建了中國改革初期獨特的精神世界，他更像一個反復崛起、跌倒的輪回。無論是功成名就的劉永好、柳傳志，還是紅極一時最終身敗名裂的步鑫生、禹作敏，無一例外。
在吳曉波筆下所有的改革風云人物中，健力寶的李經緯贏得我深深的同情。這個悲情的南方漢子失敗后仰天含淚不發一語的照片很長時間里縈繞在我的腦海。作為政商博弈的參與者，李經緯成為制度的犧牲品已成必然，但作為產權改革的實踐者，李經緯的失敗必將載入
中國改革史。在當年那一輪“國退民進”的產權改革中，李經緯的“以身試法”某種意義彰顯了資本在政治攪局中的脆弱，而整個產權改革中暗箱操的大環境客觀造就了政府企業間產權分置時的互不信任，“寧與外客，不與家人”的策略使之倒下的不止是一個李經緯，正如吳曉波在最后略帶戲謔的寫到“地方政府表現出的易于輕信和不善博弈的稚嫩，讓我們看到中國公司改革最令人哭笑不得的景象”。這也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面理解了張瑞敏“戰戰兢兢，如履薄冰”那耐人尋味的八字箴言背后難以言盡的苦處。
很欣賞吳曉波在書中的立足點，他取一個高點，以向下的方式回顧中國改革開放這三十年。如他所說，中國改革三十年就是民營資本，國有資本，外資此消彼長的三十年。
回憶通常都是會騙人的，所以很多時候，人總是覺得過去很美。
所以總會聽到上了年紀的人感嘆世風日下，現在如何如何，過去如何如何。其實世風從來都是如此，過去的歲月總發生的很多事，從今天的眼光其實是可笑而可悲的。曉波的客觀，是讓人欣慰的。
中國的事情，太多假象掩蓋下，很少看到真實，而《激蕩三十年》帶來的就是這份難得的真實。
歷史的洪流滔滔而過，作為后來人，我們回顧歷史，總會有千般感觸，也只有后來人的事后諸葛亮，才能查覺到歷史的冷酷，理解重大事件當事人的喜悅、辛酸和進退維谷。
中國過去的三十年是高呼改革的三十年，政治、經濟和社會中的變化起伏可謂波瀾壯闊，
“當這個時代到來的時候，銳不可當。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匯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為峰，天地一時，無比開闊。”吳曉波用這個做題記開始了企業的發展歷程。這三十年是如此的輝煌，以至于在2007年央視專題片《大國崛起》熱播的時候，讓人感覺到中國崛起已經不再是預言而是現實。如何描述這段動人心魄的歷史則是歷史給當下的一份問卷。
